(我在土耳其的國土上，往西面向愛琴海，海的那一邊就是希臘)
二十世紀初當時全球迷漫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因為種族、民族等等的狹隘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因素而爆發。
一戰後的列強們用簡單的邏輯希望解決這問題，
因而簽署的條約當中(如洛桑條約)人口交換成為一戰後的政治代價。
在1922年，希臘人夢想建立一個橫跨愛琴海的國家，包括安那托利亞的夢想(註)因而發動戰爭。
此裡想在戰敗後幻滅，當時新上任的希臘首相韋尼澤洛斯決定放棄小亞細亞，
改在馬其頓以及伯羅奔尼薩建立一個純種的希臘民族國家。
當時的新土耳其領袖，凱末爾‧阿塔土克，同樣地看見創造單一民族國家的新機會。
1923年的人口交換，
導因即1919-1922的土希戰爭，希臘戰敗，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也成立。
因當時國際興盛民族國家型態的概念，
兩國產生成立單一種族國家的想法，由國家主導人口交換，
約有140萬生活在土耳其的希臘人及40萬生活在希臘的土耳其人被強迫遷往各自的祖國。
數以萬計的希臘人從現今土耳其境內的西安那托利亞、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等原有的家鄉被連根拔起，重新安置到希臘的都會區裏去；
同時，約有四十萬土耳其人則被從希臘領土趕回土耳其。
這場人口大交換，並非起因於「古老的仇恨」，而是因為戰爭與政治盤算。
在數字的背後，是數百萬個家庭的悲劇。
洛桑條約中所定義的該次強制人口交換或同意相互驅逐，
不是建立在語言或種族上，而在宗教身份上
(涉及幾乎所有的土耳其東正教公民，包括其原生講土耳其語的東正教公民，大多數穆斯林希臘公民，包括其原生講希臘語的穆斯林公民)。
被驅逐的「希臘人」是東正教徒，許多人的母語都是土耳其語；
而被遣返的「土耳其人」則是講希臘語的穆斯林。
這兩個團體的人回到了「祖國」卻發現他們跟他們的「同胞」所擁有的共同點比他們所離開地方的人還少。
他們因此變成了「雙重的異鄉人」，不只是在原先的家園被異化，也在新到的「祖國」裏被當成外國人。
「洛桑共識」很特別，它似乎可以永久性地解決希臘與土耳其的敵對問題，
而1930年代韋尼澤洛斯與凱末爾兩人的友好關係，好像證明了這是個好主意。
毫無疑問的是，一個雙方同意、大致上和平的種族交換比起單一一邊的暴力驅逐來得好。
不過一般人更認為人道與文化的代價超過了原先公認的好處。
安那托利亞省裏所有被毀壞的教堂、還有馬其頓被遺棄的清真寺，都在訴說著1923年的創傷。
除此之外，自1923年以來，希臘與土耳其好幾次都仍然是在戰爭邊緣，
大部份都是為了賽普勒斯，但卻也因為它當時是英國殖民地，而逃離了種族交換的過程。
一個世紀後的今日，洛桑條約的遺產仍然是活生生地存在土耳其的每個角落。
民族主義初起時，人們把問題想得很簡單。
經過二次世界大戰，從納粹和法西斯的作為，人們對種族主義、追求高度同質化的禍害有了認知。
21世紀，新的大同觀興起。越來越多人認為：
承認多元並存、接受多種文化交織影響的事實，並不會妨礙你的社群認同，
反而有助於人與人、國與國的和平相處。
國家事實上難以建立在種族主義、單一宗教社群之上。
生活在2015的人類，該以怎麼樣的心態及觀點面對多元文化存在生活的個種片段，也許一直以來學習歷史的意義就在於此。
電影《香料共和國》裡觸及的是另一次遣返。
1964年因賽普勒斯事件，土希兩國關係緊張，土耳其再次驅逐無土耳其國籍的希臘人。
悲慘的人們，除了要與親人分離，並且被沒收財產，只能攜帶隨身行李離開土耳其前往陌生的祖國。
其間的心酸痛楚，看了《香料共和國》才深刻體會到。
讀完以上一個世紀前在地中海東岸發生的故事，您是否有一絲的似曾相似過呢?
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因為歷史及政治的因素，其實藏了很多很多深層的故事。
去年(2015)《灣生回家》這部紀錄片出來後，我其實很震驚也覺得很遺憾。
我是算是一個喜歡瞭解也對歷史有興趣的人，
竟然不曉得甚至沒在主流媒體或教育過程中看過、聽過這件我土地上發生過故事，而這歷史還持續進行著。
1949年日本戰敗，國民黨中央政府要到台灣接收。
日本殖民統治了五十年，當時生活在台灣土地上的除了台灣人之外，還有為數不少已經開始深根落腳的日本人。
這些在台的日本人除了少部分官派精英外，有很大一部分是選擇到台灣發展或開墾的平民移民，
她們選擇將日本的財產變賣，和親人告別，來到南國打拼。
五十年的時間也許已經繁衍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而這些新生代們也許知道自己的父輩來自北方，國家母體在北方，
自己說的是不同於這片土地上的人的國語；
但是我想，它們應該已經是認定這裡是她的家了 !
出生、成長、學習，絕對是一個人自我認同的開始，如果有人問她，我想應該毫無疑問的會說出我是台灣人 !
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戰敗的同時，這些在台日本人開始被通知要被遣返歸國。
不過當時為數不少的在台日本人想要試著看看是否有辦法留在這片生養她們的土地上，向公家機關申請報備。
一開始國民政府其實是同意的，不過因為擔心她們成為叛亂份子而反悔，決定全數歸返，離開的同時只能帶著一卡皮箱，其餘的東西必須留下。
這些在台的日本人來的時候變賣了所有家產，五十年也應該和所有的親友斷了聯繫。
而於此時，又是被迫把已經富足的一切留下，回去以陌生的祖國。
新生代們，回到了母國後被當成次等公民，口音不正確、文化有斷層，
在日本講求和諧一致的文化下被驅逐在社會的邊境。之後這些從台灣被遣返的日人於是自成一村。
這些在台灣出生，曾經喝過台灣人的母乳，在台灣受過教育，被這塊土地養育過的人，稱為─灣生。
六十年後，灣生們踏上尋根的旅程，回來找尋她們的童年及青少年記憶及朋友。
有些人過世了、很多地方都變了；
但灣生仍在模糊的記憶和所有的人事已非中找到了那些帶不走的線索，
可能是一面牆、可能是一棵樹、可能是逝世朋友的子女的相似面容、可能是……。
81歲的灣生鈴木怜子奶奶選擇回到台灣養老，她說：我是喝台灣人的奶水長大的。
時代的變動在很多人的人生中烙下深刻記憶片段，我們絕對無法改變；可以做的是，把它牢牢記住，將故事傳遞下去，歷史可以成為借鏡。
- 註：安那托利亞的夢想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co-Turkish_War_(1919%E2%80%9322)
席林潔Şirince
席林潔(SIRINCE)，又被稱為小番紅花城(因村莊的建築特色與北方番紅花城鄉似)。
席林潔是位於庫莎達希機場西邊約半小時車程的地方，是個寧靜純樸的美麗小村，
SIRINCE這個字在土耳其與裡就是「迷人的、美好的、令人喜愛的」的意思，
它坐落在海白350公尺的山谷裡，四周被杏桃果林和葡萄園、橄欖園所包圍。
一個世紀以前，居住於此的居民為希臘人，
在土希戰爭(1919-1922)之後，兩國進行居民交換，席林潔的希臘人被送回希臘居住，這裡的居民才換成了當今的土耳其人。
現在村內所看到的屋舍，幾乎都是當時的希臘人所留下的，
至今，這裡仍保存著過去傳統的生活方式，幾乎未受到現代文明過於商業化的汙染。
席林潔的道路很單純，跟著指標走不容易迷路，村莊不大，徒步閒晃這個小鎮一圈不需多久時間。
雖然這裡的團體觀光客很多，但還尚未讓樸質的小村莊沾過於市儈，大部份的居民和商家仍相當親切，
會與您閒話家常，就像台灣南部鄉下農家給人的溫暖感覺。
席林潔的建築是典型的鄂圖曼世村莊，房舍的狀況和規模沒有番紅花城那般完整，
但村莊內還是處處可見鄂圖曼式的紅瓦屋頂和石砌灰泥牆，在日益歐化的愛琴海沿岸中，
獨具特色魅力，也因此成為來到土耳其西岸時會特地安排參觀的景點之一。
席林潔最大的特產是自家釀製的葡萄酒及水果酒(蘋果酒、桑葚酒、水蜜桃酒等)，
到處都是買酒的店家。除了酒類，這裡的手工肥皂、橄欖及紅石榴的護膚品和水果攤子也不少。
這裡的物價相較於周遭的大城是算是物美價廉，不過殺價的遊戲也不要放過噢~
以上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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